李文斯頓(James Livingston)
●羅格斯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
2023年1月,我採訪《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沃夫(Martin Wolf),希望藉由這次對話取得細節,以充實我替他的新作《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所撰寫的書評。在對談接近尾聲時,我請他評論一下金恩(Mervyn King)的著作《煉金術的終結》(The End of Alchemy);該書在2016年出版時,我也曾經寫過書評。當時金恩才剛從英國央行總裁一職退下;沃夫也處於影響力最盛的時期。這兩人從學生時代就相識,我想知道他們抵達全球金融體系內部及周邊權威地位的路徑。
在詢問沃夫對於金恩的看法時,我更迫切的問題是,他們似乎同樣激進地質疑自己瞭若指掌的體系——他們對於比特(Willem Buiter)的觀點都表達認同;彼特也是系出英國央行,曾在不同場合中表示,沒有合理藉口讓私人掌控銀行業。對我來說,這三個人聽起來都像美國前總統川普不斷警告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是否因為自己的政治指針(無可否認,它指向正左)而過度解讀這些權威人士的觀點?
舉例來說,金恩在書中指出,若要預防發生2008-09年「經濟大衰退」規模的金融危機,最好辦法就是廢除我們所知的銀行業,也就是以保證金融資方式放貸(流動抵押品價值只占貸款金額一小部分)、收取利息,而後貸款通常被拿來投資固定資產。為了支持這個論點,金恩引用19世紀「紐約工人黨」領袖萊格特(William Leggett)的說法,後者提議恢復美國內戰前的野貓制度(wildcat system),強迫所有銀行持有與貸款等值的流動抵押品。這將使銀行擠兌不可能發生。
我問沃夫,為什麼他的朋友、英國央行前總裁會替一個廣被稱為「金錢怪咖」的美國無名小卒背書,進而滿意地引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前眾議員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著名的「黃金十字架」演說。在1896年民主黨提名大會上,後來獲得推舉為總統候選人的布萊恩發表演說,譴責國家銀行從工人和農民生產的價值中,攫取不勞而獲、不合理的收入。布萊恩提議,應該建立一個與白銀掛鉤的美元貨幣,而非與國際的金本位制掛鉤,進而擴大貨幣供給量,使物價上漲、債務價值相對縮減,而使債務人脫困。
「金恩說的沒錯,」沃夫回答:「銀行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這些機構絕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但他們卻在搞騙局。」這個令人驚訝的答案,現在似乎已成政治光譜上從左到右所有論述者的共識。無論你怎麼看,都會發現:我們所知道的銀行業是一個長期騙局,一個冒充私人企業的公共事業。
這會有什麼影響呢?「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稱,我們要理解生活只能透過「回顧」,但我們過生活卻必須「前瞻」,只僅憑信仰前進。但如果銀行業真的變成「騙局」,那還有什麼意義呢?或許我們應該暫時擱置信仰,問問自己是如何走到當前光景的:在這個時空背景下,國王不僅沒有穿衣服、對時尚興趣缺缺,還崇尚裸體主義,熱切遊走於臣民之間,毫不以為恥。
讓我們假設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稱金融體系是現代資本主義「總部」之說是對的,該總部彙集個人儲蓄與企業盈餘收入,在平衡風險與報酬的計算後,分配給機會成本相同、但利潤預期較高的部門。如果金恩、沃夫和比特聲稱這個總部充斥西裝畢挺的無賴,連母親的靈魂都願意拿出來抵押,那麼資本主義就算還不是屍體,但至少也形同已腦死的植物人,空無思想,只剩軀殼。
這就是最近四份驗屍報告的實質內容,沒有任何一份報告提出如何喚醒患者的實際方法,甚至是連當中最「保守」的局外人夏爾馬(Ruchir Sharma)也不例外。夏爾馬曾任職摩根史坦利,是專門研究新興市場的首席全球策略師,他也是《紐約時報》暢銷書《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作者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他的新書是下列經濟學程的高階課程,實際上也是唯一課程:從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教導入門,在其子弟兵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思想中漸臻成熟,下課時間是在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粗心的監督之下進行,並以希格斯(Robert Higgs)、諾齊克(Robert Nozick)、佛格森(Niall Ferguson)和錢思樂(Edward Chancellor)之流的出版品完成教育。學生對於夏爾馬課程的評價,有如威爾(George Will)和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等意識形態盟友的阿諛奉承,也有如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和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等原始自由主義專家的口碑推薦。
然而,無論授課的人是誰,這門課可以學到的教訓都大同小異,簡述如下:市場之於個人自由和政治多元化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市場讓權威「去中心化」。它們瓦解國家對於權力的壟斷,然後分散給許多具不同偏好和收入的存款戶、投資人和消費者;在適當自由範圍下,這些人的選擇將透過召集公民社會和實現個人主義,構成現代性。在如此定義下,資本主義是市場型社會的最高階段,是自由的巔峰,形成政治創新的外圍界限。
當然,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有必要操弄市場的匿名力量,因為失業和匱乏會導致由商品交換和僱傭勞動所編織的社會結構,容易受害於政治動盪,或甚至是叛亂。但這種操弄本質上是危險的,因為這意味著以受制於規則的官僚機構,取代市場上喜好、價格和選擇的自由運作。它有可能消滅自由的不可知源泉,然而這個源泉只有在維持不可知、理性所不能及的狀態下才能存續。
儘管如此,這種週期性的危機管理壯舉(或挫敗),無論多麼引人注目,就長期而言,所造成的傷害遠不如其他更陰險的政府操弄形式,包括對私營企業的監管、以稅收資助公共支出,以及央銀在經濟週期中的例行性干預。這些做法創造誘因、扭曲選擇,並成為經濟的永久固定項目,逐漸侵蝕自由。政府監管讓現實世界變得難以理解,公共支出排擠私人投資,央行干預導致「寬鬆貨幣」(easy money),然後,在你不知不覺中,導致政府發錢了的「免費貨幣」(free money),將不可避免地使貨幣變成一文不值。(系列三之一)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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