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頓森林體系對於外部失衡的調整機制極為不對稱,將大部分壓力都加諸在赤字國身上。
~歐洲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 科塞蒂(Giancarlo Corsetti)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春季年會,今年在美國總統川普政府可能試圖給予兩機構致命一擊的隱患下拉開序幕。在會議落幕時,兩機構雖然因為日益關注氣候變遷與多元議題而慘遭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嚴詞抨擊,但也鬆了一口氣,因為它們逃過一劫,可以繼續為發展而奮鬥。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二戰後時期;該體系包括世界銀行、IMF,以及原有規劃但卻從未正式運作的「國際貿易組織」,後來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理念先驅。
在當時地緣政治的限制下,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三大關鍵領域替多邊主義奠定基礎:國際貨幣體系、用於重建與發展的官方融資,以及透過逐步鬆綁跨境貿易與投資所推動的經濟與金融整合。這些努力推動受戰爭創傷國家的經濟復甦,也促成數十年間相對和平與整合。
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並不完美。數年之內,金融與經濟變遷對其原始目標構成挑戰,也要求該體系不斷調整。
儘管如此,支撐戰後秩序的核心原則從未被棄若敝屣,直到最近為止。數十年來,全球經濟受到布雷頓森林思維的影響,強調透過多邊合作追求實質成長與穩定。然而,如今這個願景卻遭受全球政客與選民越來越多的攻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打破了原本廣泛的共識?
若要追蹤布雷頓森林時代全球經濟的演變,可以透過兩條軸線,分別是商品與服務的自由貿易擴張,以及資本流動性的提升,通常伴隨國內管制鬆綁。下圖描繪過去百年來全球經濟的進步與倒退,就呈現了這個演變。
兩次大戰之間的動盪時期,如圖表的左上象限所示,特徵是戰爭導致的經濟與金融破碎化,強烈地影響布雷頓森林體系背後的思想共識。當時,國際資本流動普遍被視為一種破壞穩定的力量。有鑑於先前數十年關稅戰的破壞性,經濟整合被認為是繁榮與成長的必要條件。
有鑑於此,布雷頓森林體系最初的設計目標是促進貿易自由化以及外國直接投資,同時刻意限制資本流動和預防貨幣戰爭。各國匯率與美元掛鉤,而美元則與黃金維持固定匯率。
當然,這個體系並非毫無瑕疵。該體系對於外部失衡的調整機制極為不對稱,將大部分壓力都加諸在赤字國身上。但儘管貿易自由化進程的速度不盡理想,這個策略仍證明是有效的。
即使如此,人們對資本流動性與彈性匯率的疑慮仍延續了數十年。原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最初版本)維持到1970年代,當時美國參與越戰和韓戰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油價衝擊引發通膨與失衡惡化,導致其在政治與經濟上都變得難以為繼。為了因應這種情況,該體系必須進行改革以反映新的現實,給予各國選擇匯率制度的更大空間。
布雷頓森林架構2.0版開啟金融市場發展的新時代,彈性匯率促進跨境資本自由化與國內管制鬆綁。正如圖表中右象限所示,全球經濟轉向更加開放,促成市場導向金融中介機構的興起,與傳統銀行業務模式背道而馳。同時,隨著1995年WTO的成立,貿易自由化進一步加速。但隨著金融業在GDP的占比不斷擴大,跨境資本流動的規模與影響,很快就超過貿易流動。
到了1990年代,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開始定義不受拘束的全球化新時代之思想、政治與制度藍圖(如圖表右下角所示)。儘管多邊主義依舊存在,但(可以自我調節且能有效分配資源的)全球市場在許多領域逐漸取代政府的角色。
在那10年之間,僅管墨西哥、亞洲與俄羅斯金融危機揭露了新興經濟體在面對流動性衝擊與劇烈波動的資本流動時有多麼脆弱,但人們對於市場自我調節能力的信仰僅有部分受到動搖。這些危機也重燃關於資本管制是否可以用來降低這類曝險的辯論。
華盛頓共識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在新的思想氛圍下,許多人開始質疑世界銀行是否真的比資本市場更適合挑選發展計畫。在此同時,人們也越來越覺得IMF的援助計畫規模過小,僅能幫助全球最貧困的國家。(系列二之一)
科塞蒂(Giancarlo Corsetti)是歐洲大學學院舒曼中心的韋爾納講座教授兼經濟學教授。
(翻譯:吳巧曦, 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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