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講堂】Web 2.0猶如一記上勾拳　擊中傳統權威的下巴

左右兩派眼中的時代洪流，實際上不過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疊加產物。

 

～美國史密森學會傑出學者　田納（Edward Tenner）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創新，其意料之外的後果多為微觀層面，而新一代的非預期後果，無論利弊，都將是宏觀的。首先登場的是谷歌，它的創辦人首創的演算法看似根據過往的搜索結果、引導用戶找到最相關的資訊來源。不同於雅虎的人工分類與篩選模式，Google將選擇權交給演算法，暗示資訊的流行（熱門）程度勝過權威性（專業性）。這等於是邁出第一步，朝向實現1980-90年代學術界某些領域盛行的知識無政府主義（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

接著是 Facebook 與 Twitter，它們進一步擴展「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概念，讓使用者不受守門人把關、也無須付費，就能自由發表與傳播意見——是蓋茲「零摩擦」承諾的延伸。這些平台，加上 YouTube 等其他網站，幫助實現了1980與1990年代網路理想家所描繪的「虛擬社群」。紐約大學媒體研究教授、自由文化運動健將薛基（Clay Shirky）在2008年著作《鄉民都來了》（Here Comes Everybody），熱情宣布社群媒體時代正式來臨。

所謂Web 2.0猶如一記上勾拳，擊中傳統權威的下巴。社群媒體公司大量蒐集並運用用戶的背景與瀏覽習慣等資料，將廣告精準投放給少數可能消費的對象。廣告預算流向這些線上平台，重創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引發一連串的倒閉與併購，進一步加速美國新聞媒體集中化或壟斷。等到 COVID-19 疫情爆發，傾向於重視公衛專家意見的穩健媒體已所剩無幾。

誰在掌控？

另一記重拳來自於流行文化和政治領域的網紅。在疫情期間，英國流行歌手斯泰爾斯（Harry Styles）據報是社群媒體上影響力最大的網紅，他關於COVID-19的每條推文平均獲得9.7萬次轉發。當局和社群媒體平台陷入難以解決的兩難困境：只有少數人表達異議，但他們非常積極、狂熱，導致他們的聲音在社群平台上被放大，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但是若對疑似錯誤訊息進行管制或審查，會招致指責，而這指責反而會引發更多關注。

即使是擁有專業資格的專家，其中有些人在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下，成了我所謂的「另類權威」（alt-thorities）：指的是曾在各自領域被邊緣化、但成功透過社媒直接擄獲公眾注意力的人物。其中一些人物如今在川普政府擔任高級職位，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學家納瓦羅（Peter Navarro）、轉行成為電視江湖郎中的心臟外科醫生奧茲（Mehmet Oz）、健康醫療經濟學家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等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環保律師、反疫苗運動活躍人士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他目前擔任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這些人都打破政治中立、共識驅動的科學傳統。

曾被承諾可以擺脫「傲慢把關者」控制、自由發表內容的網路創作者，也同樣遭受打擊或挫折。2019年，即便是在疫情爆發之前，美國作家協會的一項研究顯示，自2009年（當年經濟陷入衰退）至2017年的8年期間，作家的收入下降42%，原因是谷歌、臉書和亞馬遜的影響。例如，亞馬遜在紙質和電子書籍市場的壟斷地位，刺激二手書市場，並加速出版業整合，最後擠壓新書合約的競爭空間。

如今，AI再次對創作者造成衝擊——無論是作家、視覺藝術家還是作曲家，無一倖免。領先的大型語言模型（LLMs）最初依賴大量文本與圖像進行訓練，這些資料絕大多數未經原作者授權。起訴這些公司的原告如今正面臨強大的遊說勢力；而這些被指控的公司則以「合理使用」原則作為保護自己的盾牌。最糟糕的是，新一代LLM愈來愈依賴之前的產出進行訓練，這可能會導致AI 產出的質量下滑，這種現象稱為模型崩潰或「劣化」（sloppification）。

LLM問世後沒多久，許多菁英專業人士認為，雖然AI可能取代基層工作的部分職能，但也能幫助人類提升表現。但近期研究挑戰了這個假設。根據一項針對生成式AI模型對自由業人士就業影響的研究，作者的結論寫道：「我們發現，即使是服務品質較高（根據〔自由業者〕過去表現和受雇紀錄評估），也無法有效緩解AI帶來的就業衝擊。事實上，我們發現有證據顯示，頂尖自由業者反而受到AI不成比例的嚴重影響。」儘管企業似乎仍然偏愛雇用菁英，但已有少數企業開始轉向雇用經 AI 增強的中階技術人員，特別是因為有證據顯示，菁英員工並沒有從新技術中獲得預期的倍增效應；相反，他們可能因為AI等新技術而降低生產效力。

創作者是否可以靠成為「網紅」彌補持續萎縮的收入與發展前景？大概不能。2024年，《華爾街日報》報導稱，近半數網紅在上一年賺取的收入不到1.5萬美元。一位抖音創作者千萬播放量的視頻，僅獲得120美元報酬。

最後，悲哀的是，網紅影響力甚至可能演變成真正的暴力衝突。2021年1月6日保衛美國國會大廈的警察對此深有體會。過去20年，許多思想家曾預測，人們透過行動網路與社群媒體自發性組織抗議（這現象被進步技術思想家萊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稱為「智慧暴民」），將會推翻一個又一個腐敗的威權政權。但實際上，2021年參與國會山莊暴動的挺川人士也以為他們正是在做這件事。

如同薛基所說：「協調原本是一盤散沙的群體，這樣的能力會不斷增強；社群工具推陳出新……作為一個群體，能自由行動，本質上是政治性的。」他的預言無比正確，但他忽略了反過來的情況：可用性必然伴隨可濫用性——或是我所說的「偏離常規的創意」。

一切皆有可能

我不禁思索，默頓若目睹2025年的世界會作何感想？這個意料之外的後果所淹沒的時代，早已超出他那一代人的想像極限。這位學者當年拒絕扮演先知，實屬明智。如今矽谷正在反噬培育它的搖籃：常春藤盟校、加州柏克萊大學、史丹佛大學、國家科學基金會，更遑論那些曾謳歌烏托邦網路文化的進步報刊。而人們似乎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反擊之道。

但吊詭的是，我卻在混沌中看見希望：左右兩派眼中的時代洪流，實際上不過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疊加產物。這些結果固然可能導向災難，卻同樣也擁有創造意料之外美好結果的潛力。

不妨看看維也納的命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個戰敗帝國的首都深陷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暴力撕扯，先被納粹德國吞併，後遭蘇聯部分占領直至1955年。而如今，維也納卻連續三年蟬聯全球最宜居城市。或許我們可以用維也納記者波爾加（Alfred Polgar）的那句戲謔來自我安慰：「當前形勢無望，但並不嚴重。」這名言常被誤以為出自同時代的克勞斯（Karl Kraus）。（系列二之二）

田納（Edward Tenner），史密森學會雷梅爾森中心（ Lemelson Center）傑出學者，最新著作是《興登堡號為何設有吸煙室：意想不到的後果論文集》（Why the Hindenburg Had a Smoking Lounge: Essays i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暫譯）。

（譯者：張瑩， 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 World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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