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世界中許多現象,不論是好是壞,都在意料之外。
~美國史密森學會傑出學者 田納(Edward Tenner)
這是一場本可能改變一切的革命,但最終未曾發生。90年前,年僅26歲、剛獲得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默頓(Robert K. Merton,後來加入「美國哲學學會」成為會員),在《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發表了一篇日後成為社會學領域被引用最多次數的文獻,標題是《有目的性的社會行動造成非預期的後果》。
這篇論文用詞內斂低調,卻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並極具革命性的洞見。社會世界中許多現象,不論是好是壞,都在意料之外。如今連彼得斯(Tom Peters)這樣的管理大師也承認:「意料之外的後果遠多於預期的後果……策略很少按照我們的想像發展,預期的目標如願實現的情況少之又少。」
默頓曾承諾要就這個問題撰寫一本書,完整探討這個議題的歷史與意義,因為它「牽涉層面廣,意義深遠」。但不知為何,他最後擱置了這個計畫,或許是因為它可能變成一本什麼都涵蓋的巨著。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的中途退出似乎也讓其他社會科學家卻步,這本身恰恰突顯了這類研究所面臨的悖論:正因為它太普遍、太重要,反倒難以用宏觀理論掌握,而應透過具體個案切入。
諷刺的是,儘管「意料之外」為核心的分析方法,本可在社會科學領域引發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任何嘗試構建這種理論的學者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嚴重後果,正如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範式理論,導致他深陷數十年爭議。此外,研究意料外後果還存在意識形態的壁壘:每當有人熱衷研究意料之外的後果,就會有人極力反對;而執著於揭露對手政策的意料之外後果,往往招致以牙還牙的報復。
這正是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對該議題的主要批判。赫希曼本人是研究意料之外後果的權威學者,他最爭議也最著名的「隱藏之手」理論(the hiding hand),正是源於亞當史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概念(用以比喻市場的力量),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衍生而成。在《開發專案觀察錄》(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暫譯),赫希曼指出:倘若事先知曉所有困難,許多成功的計畫可能根本不會開始;但一旦開始行動,人類智慧便會發揮作用,找到原本未曾意料到的解決方案。例如雪梨歌劇院的建設,最後興建預算超支高達1,300%,但當它成為澳洲非正式的國家代表符號時,大家反而認為這筆投資物超所值。
1990年代,有關「意料之外的後果」,大家的辯論異常熱烈,焦點集中在兩個主題。一是日常裝置背叛人類的行為,這一點在知名電視影集《陰陽魔界》(The Twilight Zone)中的一集〈A Thing About Machines〉中獲得精彩演繹:高傲自負的評論家芬奇利(Bartlett Finchley)最後被家中忍無可忍的家電聯手殺害。另一個熱烈議論的主題則是技術使用者屢屢犯下的看似愚蠢的錯誤,例如冷戰初期太空計畫中許多失敗的實驗。
當時有三位巨擘主導非預期後果的研究領域:耶魯社會學家裴洛(Charles Perrow)、杜克大學工程學教授佩特羅斯基(Henry Petroski)、以及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出身的認知心理學家諾曼(Donald Norman)。
裴洛的研究聚焦技術災難。他受到1979年三哩島核電廠部分熔毀的啟發,這場事故的特別之處不在於人員或財產損失,而在於暴露了關鍵系統禁不起人員犯錯。該事件之後,雖然重新設計了核控制系統,卻也引發持續至今的反核浪潮。諷刺的是,正是因為人民希望避免非預期後果而做出廢核的能源決策,如今面對化石燃料與AI高耗電問題,又意外促成核能在近年重新受到重視。
在1981年的論文,裴洛提出影響深遠的「鬆散耦合」(loose coupling)與「緊密耦合」(tight coupling)的概念。他並未單純將錯誤歸咎於操作者,而是關注他所謂的「誘發錯誤的系統」(error-inducing systems)。以核電廠為例,他質疑安全工程師能預防所有失誤的假設。某些技術系統即便設計再週延,仍可能因為單個不可避免的偏差引發連鎖災難,這就是所謂的「緊密耦合」。1956年「斯德哥爾摩號」與「安德烈亞.多利亞號」郵輪相撞造成全毀,正是裴洛等安全專家所說的「雷達輔助碰撞」的典型例子。
佩特羅斯基關注意料之外的後果,同樣源於三哩島事件。這位曾在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從事斷裂分析(fracture analysis)的學者,預見到核研究經費緊縮趨勢後回歸學界,轉而致力於向一般大眾解釋工程領域的技術問題,尤其是工程失敗的案例。
在他看來,失敗既是悲劇也是必然——正如設計師總是在前代模型崩潰後建立新的範式。隨著信心膨脹,工程規模不斷擴大,直至達到臨界點:1912年鐵達尼號沉沒;1940年塔科馬海峽吊橋(又名「舞動的格蒂」)因風力導致的共振現象未被預見,最後吊橋坍塌。
不同於裴洛,佩特羅斯基將災難視為安全演進的必要代價。但他或許也會同意,如果新安全措施應用不當,反而可能製造新的災難。芝加哥河中翻覆的「伊斯特蘭號」(SS Eastland)就是一例:鐵達尼號事件後,規定船隻加裝救生艇與甲板加固結構,最終導致「伊斯特蘭號」失去穩定性,經濟學家希爾頓(George W. Hilton)在1995年證實了這一點。
諾曼的專長是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他認為,透過更深入理解人類行為與科技互動,可以預防錯誤與意外傷害。因此,他與同事拉姆赫特(David Rumelhart)駁斥了德沃夏克「簡化版」鍵盤(Dvorak layout)優於傳統QWERTY鍵盤的說法,證明前者的輸入速度只不過比傳統鍵盤快了一點點,幾乎看不出差異。
儘管上述學者揭示了種種異常與悖論,1990年代的科技世界仍照樣急速前行,不受任何人控制。準確地說,那個時代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讓既有組織與權威延伸到數位領域:報紙推出電子版擴大內容的可及性,通常不設付費牆,轉而仰賴新型橫幅廣告支撐;科學與醫療機構透過網路向大眾傳播最新研究成果;圖書館與博物館則將檔案文件與藝術品數位化,供遠端用戶瀏覽與存取。
即便2000年網路泡沫破裂,從1990年至2005年的15年間仍被視為資訊科技的黃金年代。微軟年輕的執行長蓋茲在1995年的暢銷書《未來之路》(The Road Ahead)中,與合寫該書的作家承諾建立一個「零摩擦商業」的消費天堂。當時世人深信摩爾定律——電腦運算能力大約每兩年翻一倍。接著,在2001年911恐怖攻擊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大家又燃起希望,普遍相信社群媒體終將實現反主流文化以及進步派長久以來的理想目標——也就是用合作型態取代層級分明結構。
但正如拳王泰森說過的那句名言:「每個人都有計畫,直到挨了一拳。」回顧過去,傳統的新聞、學術、醫療與政治權威建構的世界秩序,顯然被新一代實業家打造的意料之外屢屢重擊。(系列二之一)
田納(Edward Tenner),史密森學會雷梅爾森中心( Lemelson Center)傑出學者,最新著作是《興登堡號為何設有吸煙室:意想不到的後果論文集》(Why the Hindenburg Had a Smoking Lounge: Essays i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暫譯)。
(譯者:張瑩, 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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