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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升值背後的真相

邱泰達 2025年05月03日 07:00:00

從匯率變動的幅度與速度看來，這次的台幣升值並非僅為經濟基本面的自然結果。（資料照片／攝影：陳愷巨）

近期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快速升值，引發市場一連串的波動與臆測。匯市盤中一度升破31.2元，刷新近一年四個月來高點；出口商的恐慌性拋匯與熱錢回流，推升了資金湧入與美元拋售的動能。然而，在一片市場躁動與陰謀論式「海湖莊園協議」流傳下，中央銀行迅速發布聲明，否認美方有明確升值要求，並強調匯率應由市場決定、過度波動將傷害經濟。但即便央行口頭穩市，實質上的貨幣政策空間與戰略定位，仍暴露出台灣在當前全球貨幣博弈中的制度性脆弱。

新臺幣升值是否是單純的市場反映？從匯率變動的幅度與速度看來，這次的升值絕非僅為經濟基本面的自然結果，而是在美中對抗格局下、貿易轉單效應與資金尋求避險流動的合力下產生的動盪結果。從經濟學視角出發，當資本帳自由流動與貿易帳順差同步擴大時，升值壓力自然上升；但若此一現象發生於關稅談判密集、地緣貿易政策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則匯率的波動不再只是「市場決定」，而是被置於權力互動與地緣調整的座標中。

事實上，歷史上早有前例可循。1985年廣場協議，美、日、德等主要工業國協議協助美元貶值，導致日圓急劇升值，對日本出口業造成毀滅性打擊。今日，儘管美方與日韓及台灣未公開制定類似的「目標匯率區間」，但市場對於美國透過「軟性談判」、「名為市場決定、實則政策引導」的策略早已不陌生。當升值壓力與出口競爭力消長同步發生時，台灣所面臨的其實是一場現代版的廣場協議，只不過不再有明文條約，而是透過暗示、預期與談判間接達成的貨幣調控。

參考政治學者Susan Strange在其「貨幣權力理論」中指出，貨幣政策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技術工具，而是國家間權力競逐的延伸工具。在這場地緣對抗構成的全球新冷戰中，貨幣戰場上不只是美國對中國的壓制，同時也是美國對其貿易盟友的隱性壓力。臺灣若未能建立自主的匯率風險評估體系與政策回應模型，將持續被動地承擔這場戰略分配下的成本外溢。當前的匯市表現已顯現這一點：一方面，外資回流與熱錢進場推高新臺幣，但另一面，出口業者恐慌性拋匯、國內產業面臨價格競爭弱化，顯示這波升值實質上是以犧牲實體產業為代價的金融表象繁榮。當新臺幣升值10%即可抵消一輪10%的美國關稅時，這不再是市場的巧合，而是貨幣政策被迫「外包」給臺灣央行的一種結構安排。

更嚴峻的問題在於，這場升值發生於中國推動人民幣貶值、東南亞多國匯率同步走弱的區域貨幣板塊分裂中。在此背景下，臺灣面對的將不是單一市場競爭，而是「雙面作戰」的結構困境：對內被迫升值以因應對美出口談判壓力，對外又須面對東協與中國陣營貶值後商品傾銷所造成的價格摧毀。這種「一邊升、一邊貶」的貨幣板塊對撞，形同逼迫台灣以不利條件參與零和博弈，進而壓縮出口部門利潤空間、打擊中下游供應鏈生存。央行雖在新聞稿中澄清「美國並未要求新台幣升值」，但這恰恰反映出臺灣金融治理面對國際壓力時的制度空白與應對困境。當市場預期與政策回應出現落差，甚至出現「央行口頭干預、實質不出手」的情況時，不僅傷害市場信任，更導致金融資本與實體產業之間的結構性脫鉤。

因此，政府亟需正視此波升值背後所隱含的戰略本質與長期風險，並提出以下三項結構性回應：

一是匯率戰略主權的制度化。必須建立長期匯率穩定評估機制，將貨幣變動納入「經濟安全架構」，主動管理對外談判與政策回應之連動風險。

二是出口部門之利潤穩定機制。政府應建立類似於「升值對應基金」之穩定制度，針對易受升值衝擊之出口產業提供結構性資金支持與技術升級方案。

三是多軸貿易布局之深化。除「中國+1」策略外，臺灣應進一步深化與南亞、中東與拉美市場的雙邊金融協議，並強化以台幣計價的區域結算機制，降低對美元體系的戰略依賴。

貨幣升值本不是罪，但若升值來自戰略被動，後果將不只是出口減少，而是經濟主體性被瓦解。當匯率不再只是市場的反映，而是國際權力的延伸，我們就必須以全新的戰略高度，重新定義新臺幣的角色與政策邊界。

※作者為國會法案主任、奔騰思潮青年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