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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專欄：美中貿易戰　中國手上五張牌穩贏嗎

王丹 2025年04月29日 07:00:00

美中貿易戰作為一場持久戰，考驗的不僅是政策工具，更是經濟韌性與社會承受力。（資料照片／美聯社）

隨著美中關係持續惡化，雙方在貿易領域的對抗亦未見緩解跡象。面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壓力，最近，BBC中文網發表一篇評論，認為中國手中仍握有五張重要籌碼，包括龐大內需市場、威權體制的韌性、持續投資未來科技、加強與全球南方的合作以及美國國債與稀土資源的戰略地位。然而，若從更為嚴謹的角度分析，這些「籌碼」是否真能為中國抵禦關稅衝擊提供有效支撐，卻值得深思。

龐大內需市場：潛力未必能轉化為現實支撐

第一，所謂「內需市場」的問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14億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被視為抵禦出口受損壓力的關鍵。然而，從近年的數據來看，內需市場的提振並不如外界預期。2024年第一季度，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同比增長3.1%，遠低於疫情前（2019年）約8%的正常增速。更令人關注的是，即使在最富裕的北京、上海兩地，3月消費品零售總額亦分別大幅下降近10%及14.1%。此外，中國家庭部門儲蓄率亦持續攀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至2023年底，中國居民儲蓄率已達32%，為近十年新高，顯示民眾信心不足，更傾向儲蓄而非消費。這意味著，單靠政策刺激內需，並不能迅速或大幅抵銷出口下滑所帶來的衝擊。以人口基數作為支撐力的推論，看似直觀，實則忽略了消費意願與購買力的現實困境。

第二，極權政體的韌性問題：中國威權體制下，決策機構面對的輿論壓力相對較小，能承受較長時間的經濟痛苦。然而，這種承受力並非無限。2024年初，官方公布中國青年失業率已突破20%，隨後更停止更新細項統計，外界普遍認為實際數字更高。「躺平」與「潤學」（意指出國逃離）現象在年輕族群中蔓延，顯示社會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儘管政府可透過輿論管控短期壓制聲音，但經濟下滑帶來的生活壓力將逐步侵蝕體制的穩定性。長期而言，威權體制非但無法免疫經濟痛苦帶來的動盪，反而可能因無法適當釋放壓力而加速社會不穩。

第三，未來科技投資的問題：中國在再生能源、人工智慧、半導體等領域加大投入，希望以科技自立來突破對美依賴。然而，從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2023年的報告可見，中國在高端半導體技術（7納米以下製程）自給率仍不足15%，關鍵設備如ASML公司的EUV光刻機，仍被嚴格禁止出口至中國。科技投資雖然龐大，但基礎技術與製程環節仍受制於美、日、歐盟等國的技術封鎖。在「卡脖子」問題未能突破前，中國在核心高科技領域的進步仍將面臨瓶頸，難以在短期內轉化為抗衡美國制裁的有效力量。

第四，全球南方合作的問題：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加強與東南亞、拉丁美洲及非洲的經貿聯繫，試圖擺脫對美出口的高度依賴。然而，從消費能力來看，全球南方國家人均GDP大多低於5000美元，與美國（約7萬美元）及歐洲主要經濟體有巨大差距。根據2023年數據，中國對美國出口仍占其總出口額的14%以上，顯示美國市場依舊是中國出口最重要的單一市場。即便「一帶一路」國家貿易量有所上升，全球南方市場的低購買力，註定無法完全替代美歐這兩大高價值消費市場。中國出口結構轉型之路，仍然困難重重。

第五，美國國債的問題：中國長期以來是美國國債的重要持有國，理論上，拋售美債可打擊美國金融市場信心。然而，這一籌碼的實際威脅力已明顯下降。從2018年至2024年，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從1.18萬億美元下降至約7000億美元，減少了近40%，且已被日本取代為最大美債持有國。更重要的是，大量拋售美債將推高美國國債收益率，使美元資產價值下降，也會同步損害中國本身的美元儲備資產。同時，若美元升值、人民幣貶值，將引發中國資本外流壓力，進一步削弱國內經濟穩定。因此，美債「武器化」更多的是雙刃劍，而非單向優勢。

二、除此之外，中國日前也祭出限制稀土等戰略資源出口的招數。中國掌握全球約六成稀土供應，這也被視為另一張王牌，畢竟稀土是製造電動車、AI晶片、軍事設備的重要原料，理論上的確可作為施壓手段。然而，隨著美日澳等國加速布局替代供應鏈，中國的稀土壟斷地位正在削弱。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2023年數據，美國本土稀土產量已達4.3萬噸，且與澳洲Lynas公司合作建設分離設施，致力於稀土供應鏈去中國化。長期而言，稀土「武器化」的威脅效應將遞減，且反過來促使西方加速脫鉤，形成結構性損失。

總體而言，儘管中國手握一定數量的應對籌碼，如龐大市場、科技投資與戰略資源，但從現實情況來看，這些籌碼多存在重大局限。內需提振乏力、科技自主受阻、全球南方市場難以替代美歐、美債持倉風險雙向、稀土壟斷地位逐漸弱化，這些問題都使中國在貿易戰中難以處於絕對優勢。

我認為，貿易戰作為一場持久戰，考驗的不僅是政策工具，更是經濟韌性與社會承受力。從中長期視角來看，中國若不能有效破解上述結構性困境，即便一時抵擋住美國的關稅攻勢，亦難以「穩贏」這場漫長而嚴酷的對抗。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