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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講堂】當新教宗遇上「讓美國再次偉大」天主教徒

馬毅仁（Ian Buruma） 2025年05月27日 07:00:00

反墮胎是意識形態的目標，但在政治上，則關乎聯邦資金的運用。

～《紐約書評》前編輯、作家　馬毅仁（Ian Buruma）

有些教宗與他們所處的時代完美契合。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是位進步派教宗，他的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改革恰逢披頭四樂團風靡全球之時。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則是推動搖搖欲墜的蘇聯帝國走向滅亡的正確人選。而在已故教宗方濟各的繼任者秘密選舉會議召開之時，最大的問題就是下一任教宗是否是個極端保守派人物，與我們這個（美國總統川普）川普時代的右翼民粹主義情緒相互匹配？

我們現在知道，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出現。新教宗良十四世（Leo XIV）的出人意料當選，可能預示著其前任的精神將佔上風。但一些活躍的右翼天主教遊說者正竭盡全力去反對上一任教宗那些最為進步的立場；他對同性戀的寬容、對窮人的關懷、對氣候變遷的關注，以及對川普某些政策的反對。許多這些遊說者是美國人，而且大多支持川普。這些所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天主教徒人脈廣泛、財力雄厚。

這類MAGA天主教徒包括川普的前顧問、影響巨大的極右翼媒體人班農（Steve Bannon）。班農斥責方濟各是反美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因為允許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教會實施一定控制而「下火獄」，還批評方濟各富有同情心地回應移民問題。川普圈子裡的另一位激進天主教徒史東（Roger Stone）——他跟與班農一樣是個被定罪的重罪犯——在X社交平台上宣稱，方濟各的教宗職位「從來就不合法」，而且也認為「（方濟各）現在所在的地方挺溫暖的」。

美國天主教徒曾被視為相對自由的基督教義團體，在他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960年，有近80%的天主教徒投票支持甘迺迪（John F. Kennedy），不僅因為他即將成為美國第一位天主教徒總統，還因為他們喜歡他的政治主張。而一些福音派新教徒則將他視為反基督者。 2020年，只有49%的天主教徒投票支持拜登（Joe Biden），而後者卻是位比甘迺迪還要虔誠的天主教徒。

當然，所謂的「天主教徒選票」其實是不存在的，正如「猶太人選票」亦不存在。任何宗教的信徒都會分成保守派和自由派。但在許多美國天主教徒中，卻明顯看到轉向激進右翼政治的趨勢。

這一趨勢部分反映了美國數十年來有組織的宗教的衰落。有興趣成為天主教神父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而剩下那些有興趣者則更為保守。根據美國天主教大學研究人員發表的一份報告，1965至1969年間按立的牧師中，有68%認為自己的神學觀較為或非常「進步」。如今有近85%的新按立神父聲稱自己「保守」甚至「極為保守」。

但也有其他原因，主要與種族和階級有關。民主黨過去較為依賴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基督徒的選票，尤其是在南部各州。儘管這些人在文化上較為保守，卻會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社會進步經濟政策。

隨後到了1960年代，梵蒂岡第二次會議改革、性、毒品，以及──或許是最重要的──美國黑人民權等議題接踵而至。許多天主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投奔了共和黨，因為它承諾進行一場文化和社會的反向革命：鼓吹法律與秩序、家庭價值觀，以及——隱晦地——維護白人至上主義。這吸引他們在那個年代末加入了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沉默的大多數」陣營，並在大約半個世紀後更大規模地參與了川普的MAGA運動。雖然同為天主教徒，但2024年投票支持川普的大多是白人，而投反對票的則是黑人或西班牙裔。

同樣，這些分歧也不是絕對的。仍然有一些進步的美國天主教徒，包括一些著名的樞機主教和教區主教。但令人震驚的是，那些想要逆轉上個世紀社會和文化變革的天主教公眾人物的影響力正日益增大。班農和史東只是一些最低層次的例子。有五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保守派天主教徒，2019年皈依天主教的副總統范斯（J.D. Vance）也是。另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徒巴爾（William Barr）是川普第一任期內的司法部長，他將世俗主義描述為一種旨在「摧毀傳統道德秩序」的「社會病態」。

基督教的反革命部分是由神學驅動的。天主教徒對墮胎深表關切，因為他們相信人的生命始於受孕。基督教福音派在與天主教徒聯手質疑政府對於宗教學校的支持，不太在意這個問題。反墮胎是意識形態的目標，但在政治上，則關乎聯邦資金的運用。

同樣重要的是，自1969年，尼克森向沉默的大多數喊話以來，基督教福音派和天主教保守派在文化戰爭中找到越來越多的共同點。一方是大多受過良好教育且通常較世俗的城市自由主義者，對性道德、移民和性別偏好等異端觀點持開放態度，但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仇視同性戀和仇外心理保持警惕。另一方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城市外圍和農村地區美國人，信奉教會、性別的生物學定義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他們將反種族主義視為對其社會地位的威脅，而且通常不會在意那些激怒自由派的議題。

正如歐巴馬（Barack Obama）在2008年競選總統時所說的，這種分裂主要是階級問題，當時他將居住在那些老工業地帶的工人階級選民貶損「緊抱著槍枝或宗教」的人。而希拉蕊（Hilary Clinton）在2016年，將川普的一半支持者歸類為「一群可悲者」的說法，則使情況變得更糟。

文化戰爭中的不同思想的連結，並不總是合乎邏輯的，但這並不會削弱它們的力量。 2020年，遠非虔誠基督徒的川普聲稱，拜登「反對上帝」和「反對槍枝」。對一個極端保守的文化戰士而言，這種連結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愛槍，所以上帝也必須愛槍。而如今這些文化戰士中包含了許多天主教徒，這實在令人感到悲哀。

馬毅仁（Ian Buruma），作家，最新著作是《斯賓諾莎：自由的彌賽亞》（Spinoza: Freedom's Messiah，暫譯）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國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