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0日,總統賴清德在就職一週年談話中,正式宣示台灣將成立主權基金,打造「國家級的投資平台」,並強調此舉為因應國際經濟戰略變化,將「由政府主導、協同民間企業的力量,布局全球,連結AI時代的主要目標市場」。同時,他也指出未來此基金將通過立法,由政府掌握、專責對外投資。
這是台灣歷來第一次由總統層級明確將主權基金定位為對外戰略投資工具,而非僅止於財務性操作或政府基金重整。對比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Temasek)、韓國的韓國投資公司(Korea Investment Corporation,KIC),賴總統此番談話等於替台灣主權基金劃下清楚的「戰略功能線」,不僅標誌著政府角色的轉變,也象徵台灣正式邁向以制度方式運用國家資金、發揮長期影響力的投資時代。
一、 資金來源與制度設計的潛在衝突:央行的技術性警訊
理想與制度之間,仍橫亙著治理架構與財務結構兩道核心挑戰。 首先,資金來源問題已帶來制度間的溝通與整合壓力。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在520前夕明確表態,不支持無償動用外匯存底。他指出,央行外匯資產對應國內新台幣金融負債,若直接撥用,將影響資產負債平衡與貨幣政策操作。他建議可透過三種合法籌資管道:一、財政部發債再轉交主權基金管理,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模式;二、財政部撥款設立國有公司,如Temasek模式;三、政府出資委託管理機構代操特定資金,如KIC模式。
這顯示主權基金的制度推動,不僅需立法授權,更需財政、貨幣、產業三方協調,建立治理邏輯清晰、權責明確的制度主體。若制度設計過於急躁或協調不足,恐將引發部門角力與政策延宕。同時也顯示,主權基金的推出將促使台灣從過去相對保守的財政治理思維,邁向更具主動性與戰略性的資本運用邏輯。
二、主權基金的功能定位:從財務管理走向戰略平台
根據賴總統的說法,主權基金將專注於「對外投資」,而非取代國內國發基金功能。換句話說,政府未來將建立一套對內、對外分工清楚的國家投資機制,讓國發基金專注扶持國內產業,主權基金則負責國際戰略佈局。賴總統指出,主權基金的規劃將以「前瞻性」與「必要性」為核心考量,協助國內產業進行全球佈局。雖尚未明列具體產業項目,但若對照我國近年政策走向,預期將涵蓋半導體、AI、資安、綠能、軍工等關鍵領域,並與經濟安全、科技戰略高度連動。
此一架構與新加坡Temasek操作邏輯頗為接近。Temasek不僅是一個投資機構,更是國家戰略的執行平台,它在綠色轉型、生技創新、AI場域等都具備政策驅動力與國際協同操作能力。若台灣主權基金也朝此邁進,則其角色將不再只是國營資本整合或外匯投資管道,而是幫國家掌握關鍵技術、又能長期佈局的投資中樞。
三、制度化三關鍵:立法、財政協調與跨部門治理架構
要達到這一層級,尚需補足三項條件:一是法律制度與治理框架的明確化(專法、監理單位、國會監督);二是資本來源與財政平衡機制的明定(避免財政與貨幣政策衝突);三是跨部門政策協調機制的建立(外交、產業、財政、國安共管)。
簡言之,主權基金已成政策定局,但制度設計仍在關鍵起跑線上。若只是「財政工具」的名稱轉換,那麼主權基金很快就會淪為行政預算的延伸;但若能如總統所構想,真正成為「國家級投資平台」,那麼它也許真能讓台灣走出自己的Temasek路徑,在地緣轉型與科技新冷戰之中,扮演讓國家資金發揮影響力的制度化機制這一關鍵角色。
※作者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授權轉載,原文出處。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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