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總統與立委選舉後,儘管國民黨在立法院取得一定席次、具備制衡潛力,卻始終未能建立穩定的政治主導力。選後的幾次社會議題反應遲緩、議題論述疲弱,以及地方與中央協調失能,再次暴露這個百年政黨面對轉型壓力下的膠著與掙扎。
當民進黨積極展開罷免戰線、強化基層佈局時,國民黨內部卻仍無明確方向,無法回應外部攻勢。這場「中興未啟」的癥結,或許可從以下三個層面審視。
一、權貴文化未解構:年輕化只在口號,不在結構
國民黨曾在2022年地方選舉後喊出「年輕化、在地化、數位化」,但實際推進幅度有限。黨內核心決策圈依舊由老派系統主導,不少年輕人即便願意投入,也常在初選、資源分配與媒體曝光等層面碰壁。
這種「只接受聽話的年輕人,而不容許挑戰的聲音」文化,使國民黨與更廣泛的青年世代斷裂。在面對新興議題如AI監管、居住正義、職場保障、性別平權等議題上,國民黨反應往往顯得老成、保守,難以形成與民進黨區隔的進步形象。
這個從過去國民黨內部黨代表大會就可看的出來,以往不斷在大會訴求團結以及鼓勵年輕人站出來,但目前國民黨從馬英九時期培養出來的戰將,目前僅有徐巧芯及羅智強兩位戰將,但其他青年團培養出來的如李正皓都已跳船至民進黨,可見國民黨的培養制度出現很大的危機。
而這背後牽動的是一整套黨內文化與權力分配機制的問題。若無法徹底解構舊權貴邏輯,任由世代交替僅停留在象徵層面,國民黨的年輕化只會是一場自我安慰的幻象。
二、組織失靈:中央與地方割裂,號令無力
目前的黨主席朱立倫,處於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他身為黨中央最高領導者,卻缺乏地方執政資源,無法有效整合各地藍營縣市長。這種組織架構上的「空心化」,導致中央定調後,地方未必照單全收,甚至經常各自表述。
地方諸侯掌握實際施政資源與媒體能見度,黨中央則僅剩下象徵性代表,難以發動集體行動。當民進黨透過執政優勢持續累積議題主導權與基層掌控力時,國民黨則在多數情況下淪為「議題追趕者」,經常被動回應,而非主動設定議題。
如果國民黨不能重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信與協作關係,未來即便有政策或改革想法,也難以真正轉化為社會能見度與選舉動能。
三、面對罷免式攻擊,如何化被動為主動?
選後至今,綠營在部分區域發動對藍營民代的罷免行動,明顯帶有政治攻勢意味。此舉不僅消耗藍營人力資源,也試圖削弱國民黨在特定選區的地盤經營。
然而國民黨面對這類攻勢時,通常採取「譴責」與「防守」為主。這種策略未能將危機轉化為辯論民主制度合理性與基層代表價值的契機,也未善用輿論反制,讓自己重拾主場優勢。
事實上,罷免制度是否應改革、是否應加入冷卻期或提高門檻,值得社會辯論。國民黨若能主動推動制度性討論,不僅可跳脫「被害者」形象,也可能吸引對政治動員疲憊的中間選民重新審視民主機制的設計初衷。
此外,面對罷免,國民黨應建立法律、媒體、群眾三線支援網,讓受攻擊者不再孤軍奮戰,而是成為黨整體戰略的一環。
國民黨要中興,先得回答:「我們要帶台灣去哪裡?」
國民黨並非毫無選民基礎,從多次選舉表現可見,仍有相當比例選民傾向其穩健、保守、經濟導向的政策風格。但長期以來,國民黨無法說出一個關於「台灣未來方向」的清晰敘事,僅能被動在民進黨錯誤中尋找機會。
一個政黨要真正復興,不是等民怨爆發,也不是靠對手犯錯;而是能夠主動設定時代議題、吸引新世代參與、建立多元對話平台。
國民黨如果想要真正啟動中興之路,不能再只從選戰思維出發,而應從組織文化、權力設計、世代對話中尋求根本變革。否則,即便贏得幾次選舉,也只是短暫風潮,而非重建民意信任的開始。
※作者曾任國民黨19全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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