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民的民族大哉問（之2）：「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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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答：

大凡有統戰價值的詞都是模糊的。正因為它有模糊的幾個含義，所以才能用來統戰。定義太清楚的話，就不好統戰了。

在歷史上，「中國」這個詞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大體上是先秦時代，意思是指首都與首都周圍的地方。「中國」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周武王伐紂以後說的一句話，叫做「宅茲中國」（我已經占據中國）。這個「中國」指的是位於天下之中的洛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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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國」的造字法：周圍一圈城牆，中間有一個拿著戈的武士，所以意思是設防城堡，相當於封建歐洲的那種設防城堡。一個有城牆、有武士守衛的地方，就叫一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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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封建諸侯，分國人和野人，國人就是住在城牆裡的人。周公封某人為諸侯，他帶著殖民團去東方建立一個城牆，牆內的人就叫國人，也就是周人派到東方去的軍事殖民團體。城牆以外呢，就像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是土著和原住民，就叫野人。國人和野人的區別，就從那一圈城牆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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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這個設防城堡以內的人，是封建體系的一部分。「國」是城堡，「中國」就是位於天下之中的城堡，具體來說就是洛陽城，頂多再把洛陽周圍那一圈也包括進去，這就是「中國」。除了「中國」以外，其他地方的設防城堡也叫「國」。其他各諸侯或任何人建立一個城堡，就叫「建國」。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定義，是最嚴格、最狹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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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先秦以後，特別是漢魏以後，「中國」增加了第二個含義。這個含義跟所謂的「中原」差不多，就是以現在的河南為中心，主要指華北這一片土地。長江以外的南方，或關外的北方和西方，都不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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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三國時代，「中國」是跟「江表」對立的一個概念。吳人來聘就叫「去中國」。魏人說吳人如何如何，就說「中國有什麼人才，吳人有什麼人才」。這裡的「中國」是以洛陽、許昌為中心的北方這一塊。「江表」則是長江以外，那裡就不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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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一直維持到南北朝，像陳慶之或其他南朝人士到洛陽或北方去，他們會說，「中國人物之盛如何如何，我們自永嘉之亂以來，一直以為只有江表才有文化，現在看來中國也有文化。」這就是「中國」的第二個定義，指的是中原地帶。

​這兩個定義，在中古以後一直混用，到了近代也沒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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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近代的第三個「中國」定義，是隨著清朝和西方的外交展開的。在清朝和西方的外交文書當中，不論是漢文還是滿文，寫的都是大清皇帝如何如何，大清皇帝跟英國國王如何如何，跟俄羅斯皇帝如何如何，裡面沒有「中國」這個詞。但為了翻譯，英文譯本中就有了「Chinese」或「China」這些詞，於是出現了不同於「大清」的新譯法，也就是「中國」。

嚴格來說，「中國」在這種意義上只是大清的通俗稱呼。因為大清「Daicing」帶有部族主義，只是一個內亞的稱呼，但西方跟大清簽署條約時，有些是邊界條約，必須包括整個大清邊界，例如大清跟英國簽訂一個緬甸邊界條約，那它就不能只涉及滿洲或蒙古問題，它還要涉及南方十八省的問題。雖然南方十八省只是大清的殖民地，但在英文譯本上就要出現「China」這個詞，因為簽署的畢竟不是一個滿洲邊界協定。

結果由於外交上的需要，「China」漸漸和「大清」這個正式名詞融合在一起，變成大清的一個非正式稱呼。儘管清國在五大臣留洋時還是把「Daicing」這個名詞寫在正式的公文書上，但一般的新聞報紙用「China」來指涉大清，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到了晚清，你就可以開始看到，像榮祿或翁同龢這樣的重臣，在涉外問題上就經常用「中國」來指涉大清。例如他們會說，「如果朝政在某某奸臣的主持下就這麼辦下去，我們中國簡直是要亡給西洋人了。」這時他們說的「中國」就等於大清。

但與此同時，出於政治原因，例如為了抵制康有為、梁啟超那種觀點，他們又要強調，在政治上「大清」跟「中國」是不一樣的。如果康有為保中國而不保大清，就跟造反沒有區別，我們可不能上當受騙，所以要強調大清就是大清，談論「中國」就是對大清不忠。

這兩種態度是同時存在、交錯縱橫的，很像現在的臺灣。有時「臺灣」就指中華民國，有時又不是。例如藍綠鬥爭時，綠營中的極端派就會說，我們臺灣跟中華民國不一樣；但執政的綠營即使是在涉外場合，也經常會說臺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臺灣。清末的情況便是如此。

同一個人，例如榮祿，他對「中國」這個概念就有兩種看法：一方面，他在日記中寫道，「哎呀，如果讓奸臣橫行，我們中國怕是要亡」，這裡的「中國」毫無疑問就是大清，而非當時還不存在的中華民國或中華民族。另一方面，他在維護慈禧太后，跟康有為、梁啟超這些維新黨人鬥爭時，他又要強調「保中國不保大清」是亂臣賊子的混話，真正的大清絕不會接受這種說法；我們只有「大清」，沒有「中國」。

這兩種看上去矛盾的話，由同一個人說出來是什麼意思？就是統戰的意思。當他要統戰、要盡可能表示「我們大清不僅代表滿洲，還代表全中國」時，他就說「大清」和「中國」是同一回事；當他不統戰、要堅持維護滿洲貴族特權時，他就說「大清」和「中國」不是一回事，「中國」是你們反賊企圖顛覆大清的陰謀。大家動動腦就知道，這跟現在的統戰形勢也是非常相似的。正是此時，「中國」就像現在的「中華民族」、「中華民國」這些詞一樣，變成了具有微妙意義的統戰詞彙。

從大清這一邊來看，比較頑固的宗室大臣會堅持只有「大清」，沒有「中國」；而那些負責跟西方交涉的開明人士（包括榮祿這樣的現實主義者），則是混用「大清」和「中國」，需要「大清」就用「大清」，需要「中國」就用「中國」。

而在反賊這一邊，極端派如汪精衛或孫中山這種人，他就會堅持，姑且不論大清絕對是敵人、征服者，就連「中國」這個詞，統戰意味太強，我們也不能接受，我們就要用「支那」或「華夏」。章太炎就說過，支那在明末就亡國了，「滿洲」或「中國」都是敵人的代名詞。

但比較溫和的人，像是梁啟超就主張，徹底革命的損失太大，把滿蒙的領土重新獨立出來建國，在外交上也不好安排，那不如直接把「大清帝國」改為「中華帝國」，把「大清臣民」改為「中華民族」，這樣一來，無論滿人還是南人都滿意，滿人、回人、蘇人、浙人、蜀人從此以後都是中華民族一家，這樣不是很好嗎？但這種妥協做法，卻不能讓孫中山滿意。

結果，在大清這一邊出現了「中國」和「大清」既是同一回事、又不是同一回事的情況，在反賊這一邊則出現了「中國」跟「支那」或「華夏」既是同一回事、又不是同一回事的情況。

梁啟超想把「中國」、「支那」和「華夏」算成同一概念，但汪精衛或章太炎就不接受。大清這一邊，榮祿這些開明派、現實主義者希望把「大清」和「中國」算成同一概念，而端王爺這樣的極端派和滿蒙親貴派，則堅持「大清」和「中國」是敵對概念。

這樣一來，「大清」、「中國」、「支那」、「華夏」諸如此類的概念，就變成了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詞彙。大家都希望利用這些詞彙在文化和語義上的模糊性，一方面爭取盡可能多的支持者，一方面又把這些支持者攏到自己這個比較狹窄的範圍內。這種情況跟現在各方面運用「中國」搞統戰的形勢非常相似。

其實我們把視野放廣一點就可以看出，這種語義混亂是世界各國（包括歐洲邊緣地區如東歐）從中古那種比較混亂的統治形式，轉化到近現代這種比較明確、邊界比較清晰的民族國家統治形式的民族構建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發生的爭論。它不是遠東特有的現象，而是全世界共有的現象。

※本文轉載自《民族的發明：鄉民最好奇的民族大哉問，阿姨一次說清楚（劉仲敬．通俗阿姨學）》／一卷文化出版／作者1974年生，致力於以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學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