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樂悼念時代的集體創傷：聆聽「二二八」國殤日（上）

追念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殘酷鎮壓，無疑是台灣近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創傷。多少無辜的台灣本土知識菁英與平民百姓因此失去生命──諸如台大文學院長暨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1887〜1947）、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施江南（1902〜1947）、台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1901〜1947）、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1919〜1947）、嘉義畫家陳澄波（1895〜1947）、嘉義市名醫暨參議員潘木枝（1902〜1947）、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醫師（1888〜1947）、《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1900〜1947）、台南律師湯德章（1907〜1947）、高雄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1910〜1947）等，至今無數遇難的家族傷痕仍未完全癒合。

按官方說法，自2006年起，為了表達對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深切哀悼，中華民國政府明訂每年2月28日為國定假日，又稱作「和平紀念日」。然而，值得關注和省思的是，儘管每逢二二八這天政府都會出來公開道歉、辦活動，也有些人覺得「政府該做的（補償）都做完了」（實際上，政府除了補償之外，對加害者的追訴與真相的公佈幾乎什麼都沒做，「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窘況依舊沒變）。現今「二二八事件」雖已被寫入教科書、搜尋網路也能查到，卻變得愈顯「淡薄」，甚至有民間商旅業者竟以「慶祝二二八連假」來招攬生意，彷彿原本哀悼當年這場歷史悲劇的意義與價值已在無形之中逐漸消失了。

近年日本社會曾經流行一個非常有趣的詞彙「平和ボケ」，中文譯作「和平笨蛋」或「和平痴呆（症）」，主要用來嘲諷那些長年生活在安定環境的日本人反應遲鈍、缺乏自我防衛意識，並且認為「國家安全」的存在乃是天經地義，亦將「日常和平」視為一種理所當然，對於國際形勢和國外正在發生的戰爭威脅漠不關心，甚至以為那一切離自己太遙遠，於是漸漸失去了危機感和思考能力。針對上述這些集體現象，台灣人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

謹此，重新正視歷史的傷痛，不妨就從二二八這個節日的正名開始。台灣人應該取法歐洲訂定「國際大屠殺紀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的精神，稱之為「二二八大屠殺紀念日」，或是「二二八災難紀念日」、「二二八國殤紀念日」，而不該再鄉愿地沿用以往這個有些輕描淡寫、粉飾太平的「和平紀念日」。

為了在二二八當天特別表達對台灣先人的默哀與致敬，有些網友曾經提議發起「228 穿黑衣」紀念行動，或是仿效加拿大「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在胸前配戴一朵紅色的罌粟花，用來悼念那些因為戰爭失去性命的人，也提醒和平與生命的可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亦於去年發起「佩戴 228 台灣百合」活動。諸如此類具有「儀式感」的實際行動，我認為都是今後可以持續推廣的紀念方式。

解嚴之後，台灣史上第一場「二二八紀念音樂會」

過去，由於二二八為政治禁忌，及至1987年的台灣雖然已經解嚴，但白色恐怖陰影仍然深植台灣社會。比如1991年5月9日清大廖偉程等四名學生因加入旅日台獨運動家史明資助的「獨立台灣會」而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移送法辦（史稱「獨台會案」），直到該年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廖偉程等人方能獲得交保釋放。

同樣衡諸於文學、音樂等藝文領域，到了90年代以後，也才開始不再如早年透過各種隱晦或片面的呈現方式，因而能夠公開發表以二二八為主題的相關創作。包括像是1995年由客籍作家李喬自費印刷、花了十多年時間進行田野調查所撰寫第一部試圖「呈現二二八的全景，並釋放其意義」（作者自語）的長篇小說《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海洋台灣出版社」發行）。

1992年2月24日，由受難者家屬組織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首度與「台北歌劇劇場」合作，在國家音樂廳主辦了史上第一場「二二八紀念音樂會」。據聞當時不太容易請到音樂家演出，因為彼此都不太敢碰這禁忌，只有聲樂家暨歌劇導演曾道雄願意出面指揮這場音樂會，並邀請總統李登輝出席，以國家元首身份在國家音樂廳向受難家屬致意。藉著舉辦這場音樂會，曾道雄還特別央求總統府破例核發簽證，將早昔旅居海外（美國洛杉磯）十多年、因創作黨外運動歌曲〈出頭天進行曲〉（March of Democracy╱1980年）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的作曲家蕭泰然邀請回台參與盛會。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音樂廳過去一向都在節目開始之前播放國歌，並要求全體聽眾肅立。由於曾道雄的堅持，這場「二二八紀念音樂會」首度破例：不播放國歌。曾道雄勇於突破禁忌，在會中曲目安排了蕭泰然改編的台灣民謠、布拉姆斯的《悲劇序曲》（Tragische Ouvertüre），以及深具象徵意義的莫札特《安魂曲》（Requiem），為那些遭受冤屈卻無法對外訴說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撫平內心積壓了四十多年的鬱結與悲痛。

每年二二八時總要再聽一次，宛如台灣國歌般的音樂史詩

在這場音樂會之後，翌年（1993）「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深感這段悲痛的歷史創傷，需要一部台灣人自己的《安魂曲》來撫慰人心，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1887〜1947）之子林宗義醫師（旅居溫哥華的精神醫學家，曾任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便向蕭泰然提議，希望能夠為台灣譜寫一首悼念二二八的作品。

蕭泰然對此欣然應允，他認為芬蘭有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1865〜1957）的《芬蘭頌》（Finlandia）、俄國有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的《1812序曲》，樂曲內容皆是頌揚強烈的民族精神與愛國意識，陪伴著人民渡過曾經黑暗苦難的時光、勇敢抵抗強權入侵，最終迎來了抗爭勝利的光明和希望。

於是，蕭泰然便以這些十九世紀「國民樂派」（Nationalist Music）作曲家刻畫民族風格的「交響詩」（Symphonic poem）敘事形式為基礎，結合管弦樂團、合唱團、鋼琴、女高音的編制手法，在數度面臨病痛纏身的情況下，於1994年順利完成了《1947序曲》。該樂曲開頭即以一段激昂壯闊卻隱含悲鳴的管弦樂章展開序幕，其間穿插了台灣傳統歌仔戲〈哭調仔〉與嘉義民謠〈一隻鳥仔哮啾啾〉主題旋律，彷彿傾訴著台灣人民在長期遭受壓迫統治之下，時而悲憤、時而哀戚的心境寫照。

伴隨著激昂的樂段逐漸平緩，旋即帶出合唱團歌頌「Ilha Formosa」（葡萄牙語：福爾摩沙 ，意即「美麗之島」），用來表達四百年前葡萄牙航海者首次發現台灣時的讚嘆聲。當旋律終止之際，在宛如波濤海浪回歸平靜的鋼琴伴奏下，便由女高音緩緩唱出李敏勇詩作譜寫成歌曲的《愛與希望》：

種一欉樹仔，在咱的土地

不是為著恨，是為著愛

二二八，這一天

你我作伙來思念，失去的親人

聆聽這首《愛與希望》的歌聲餘韻，就在獨唱女高音與合唱團之間不斷輪番交錯。緊接著，管弦樂團再度重現先前《哭調仔》悲歌主題，情緒隨之高昂，氣氛亦轉為莊嚴，最後由合唱團齊聲高歌鄭兒玉牧師作詞的歌曲《台灣翠青》至尾聲：

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台灣翠青

早前受外邦統治，獨立今在出頭天

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四族群平等相協助

人類文化世界和平，國民向前貢獻才能

《台灣翠青》原為蕭泰然寫於1993年的合唱曲，因其旋律主題簡樸優美、易於朗朗上口，又具有「聖樂」（Sacred Music）般莊嚴的磅礡氣勢，悠然唱出對世界和平的期待，令人不禁聯想貝多芬合唱交響曲終樂章的《歡樂頌》（Ode to Joy），因而被視為台灣重要的音樂史詩、編入《1947序曲》作為壓軸歌樂，並且經常公開演出。而蕭泰然本身虔誠的宗教信仰，以及悲天憫人的創作情懷，無疑更是催生這部作品的要素。

交響詩《1947序曲》於1995年6月3日在美國加州奧克蘭市「克爾文塞門斯劇院」（Calvin Simons Theatre）舉行世界首演 註更多《1947序曲》原本預計於1995年2月28日在台北舉辦「二二八紀念音樂會」世界首演，同時配合台北新公園「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揭幕。結果紀念碑雖已落成，卻因為行政院定稿的碑文內容針對二二八元兇和歷史定位不夠明確，引起受難者家屬相當不滿、抗議「真相尚未釐清」，導致當時的紀念碑變成「有碑無文」，音樂會也無法舉行。/span>，由衛斯．甘尼（Wes Kenney） 指揮「奧克蘭青年管絃樂團」（Oakland Youth Orchestra）演出。同年7月10日，由原班人馬移師到台北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此後，每逢各地舉辦二二八紀念音樂會，《1947序曲》儼然成為最常演奏的經典曲目。甚至有許多樂迷每年總是要再聽一次《台灣翠青》，期盼有生之年這首歌能夠真正成為「台灣人的國歌」。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