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怡文：連結歷史重啟中國研究的想像力

中國近年加強政治控制，提高了海外中國研究者進入田野的難度；但同時，隨著國際情勢變化，了解中國的需求卻日益增加。這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海外中國研究社群重新反思當前中國研究所面臨的困境及未來發展方向。在這些探討中可發現，相較於田野受限，目前海外中國研究面臨的更大問題是缺乏整體性、公共性與歷史知識。David Shambaugh指出，對多數學者而言，中國研究始於改革開放之後，鮮少跨越1949年這道時間長城。歷史視角的缺乏，弱化了當代中國研究從宏觀視野提出並解答大問題的能力，以及面向公眾述說中國故事的能力。

形成對比的是，當海外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研究遠離歷史，專注於以科學方法研究「當下」中國之際，中國同行已然高舉典範轉型大旗轉向歷史，而其所欲研究的中國社會現場，歷史隱喻更是無所不在。這種現象不僅是政治控制下的矛盾，還映射了不同行為者的想像：統治者的治理邏輯、菁英群體的心態及社會大眾的想像力──將當下生活的混沌與歷史進程連結以指路未來。

緣此，本文從一名場邊觀察者的視角，簡述近十年來中國社會與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並探究在古今交互鏡像中，能為我們提供什麼樣的線索，了解中國社會的總體結構、變遷動力，以及何以講述一個可理解的中國故事。

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向：無處不在的歷史隱喻

人們深陷於歷史之中，歷史亦受困於眾人之中——James Baldwin,「 Stranger in the Village」。

身為一名中國歷史知識存量停留在上世紀台灣大學聯考標準的學術移工，行走於中國田野，經常為無所不在的歷史隱喻所迷惑，它可以是認知途徑、是對當下情境的寄寓、是對現實不滿的暗諷、是對未來的想像、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召喚，還常驚愕於充滿魔幻寫實主義的歷史錯位。

首先是在政策場域出現的返古現象。曾被視為中國封建王朝社會統治手段的鄉紳治理、里甲制度、科舉制度，如歷史幽靈般地跨越1949年革命意識形態長城，再度被視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於十三五規劃綱要及2015-2018連續三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曾經在農民革命運動中被視為打倒對象的鄉紳，華麗轉身成為被培育的對象，賦予振興鄉村的重要使命，以解決基層社會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帶有里甲制歷史基因的網格化管理，則以300-500戶為單位，推行「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無縫隙精準化治理模式」，用以防範社會風險。

相較於鄉紳／新鄉賢、里甲／網格，「科舉」做為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及公務員考試制度的隱喻，更具階段性及多面性。在上世紀末是否廢除高考制度的討論中，科舉被視為摧殘人性的歷史舊物，藉以批判高考束縛青年思想。然而時移事往，隨著經濟下行、貧富差距擴大、階級流動固化，科舉搖身成為正向隱喻。對公眾而言，科舉是不平等社會中最後的公平；對於政府而言，則是記取清末廢科舉後造成的統治失序，將之視為整合社會各階層的重要制度。甚至在大學教師考核改革的討論中，科舉被反對者隱喻為相對公平的論文數量考核，而九品中正制則代表了由學閥控制分配各種研究資助與人才獎勵資源。

曾被視為中國封建王朝社會統治手段的鄉紳治理、里甲制度、科舉制度，如歷史幽靈般地跨越1949年革命意識形態長城，再度被視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美聯社）

至於在網路世界，歷史隱喻呈現出鄉民們嘉年華會般的創造力，可以是生活各場景中被再創作的歷史迷因梗；可以是歷史劇彈幕上和歷史的今天與現實的昨天對話；也可以是帶有社會建構主義色彩的創造性理論，做為理解當下與通往未來的引路幡。

近年在鍵盤政治圈討論度較高的，包括：入關學、獻忠學、歷史垃圾時間。入關學始於2019年中美關係惡化之際，最初是一個簡單類比，將美國比擬為腐朽的大明王朝，中國則是飽受歧視打壓的建州女真——「與其在關外吃敕書，不如到京城印敕書」。此後，隨著更多延伸討論、更多歷史隱喻、更多地連結國際政治現象，逐漸拼貼成一幅穿越古今中外的國際體系圖像，並以全球轉型正義賦予中國取代美國的正當性。加上COVID-19疫情期間中美管控「效率」的對比，更強化入關學論述，美國疫情亂象被類比為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後王朝的衰落之勢。

有意思的是，同樣以明末做為歷史隱喻的獻忠學，卻描繪出另一幅截然不同的認知圖像。2021年隨著中國各地無差別攻擊的快速增長，各種獻忠梗、獻忠迷因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不只是做為指代無差別攻擊的符號，張獻忠做為歷史隱喻還折射出對當下生活的絕望，蘊含著對改變的期待。

對於明末局勢在當下成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隱喻，鍵政（鍵盤政治）圈的民間理論家將之整合於當下社會心態理解之，認為看似兩個極端的歷史隱喻，實則都反映了個體在體制中的無效競爭、無力感及未來的不確定性；獻忠或入關，只是以不同方式回應或宣發。

稍後出現的「歷史的垃圾時間」和獻忠學相似，都隱含著歷史階段論。這種對歷史進程的熱衷，正是C. Wright Mills所稱「社會學的想像力」——個體將自身生活中的混亂、焦慮、絕望和無力感與歷史進程連結起來，試圖為當下的苦難找到結構性因素，了解這種關聯如何影響到自己會變成哪種人，以及自己可能正在參與什麼樣的歷史塑造，並期待下一歷史階段的到來。

中國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本土自覺」與「資政之學」

學術和政治之間的確存有某種緊張的性質，當現實政治有種種忌諱、種種限制，學者轉向歷史大概是一種比較安全的研究策略……歷史在這裡被視為一種對現實的距離或疏離，這並不是一個對歷史真正含義的正確理解（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然也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治學態度（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但對於研究者豐富、細膩、敏感而不無脆弱的心靈來說，這恐怕是社會科學研究轉向歷史潮流中一個隱秘的原因。

——陳明明〈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向：以歷史發展理論〉

相較於網路世界激進求變的歷史轉向，學院菁英的歷史轉向則更為保守求治。中國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大致可分為兩階段：2012年歷史社會學的興起，以及2019年歷史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前一階段是帶有知識分子保守懷舊色彩的「本土自覺」，後一階段則是旗幟鮮明地自許為「資政之學」 。

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與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社會》雜誌主辦的「中國社會變遷與社會學前沿：社會學的歷史視野」研討會，被視為是這波歷史社會學的起點，此後，《社會》雜誌開設歷史社會學專欄，相關研究論文日益增多，據中知網期刊論文資料庫的不完全統計，僅歷史社會學相關專題文章已占該期刊近十年刊發論文數18.4% ，若計入非專題相關論文，更超此數。

此波社會學的歷史轉向帶有雙重性，既有對過往經驗研究碎片化的反思；也有文化話語權及傳統價值復興的追求。前者研究嘗試結合「理論—比較—歷史」，以整體主義為視角，超越傳統與現代，從長時段探求中國國家治理制度延續與演變的線索，並與普遍性理論對話；主要研究議題為：中央與地方關係、官僚體制、直接／間接統治。後者則從「中國歷史中尋找所謂的『本土性』，或作為中華文明基礎的獨特的文化基因，也包括中國社會學家的本土理論和表述」。這類研究不僅只以本土概念，如差序格局、家國一體、親尊、名實，重新「解讀」(interpret)中國社會，往往還帶有規範性色彩，以替代西方政治和道德話語，做為理想社會秩序的想像。

對比於歷史社會學，歷史政治學的擴張更具運動性。2019年被標誌為中國政治學轉向歷史的一年，這一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成立歷史政治學中心，與各地高校合辦歷史政治學年會，歷年主題為：大一統與中國政治、家—國關係與國家理論再思、釐定中國的國家形態、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範式重構、天下秩序的歷史與理論。在中國知網論文資料庫中亦可見，歷史政治學主題論文自2019年後快速且全面地增長，不限於特定期刊。

歷史政治學研究的快速增長存在多重動力，既有研究興趣，亦有現實的不得不然，更重要的是其「資政」的現實功能。〈什麼是歷史政治學？〉一文被視為中國「歷史政治學公開樹立的一面旗幟」，文中不僅昭示中國政治學在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歷史轉向，並直指歷史政治學之用，是「回答政治合法性這一本源性問題，是歷史社會學不具備的政治功能」。然而，對於這種高歌猛進的運動式發展，有些學者給予了謹慎的喝彩與反思，認為將目標定位於服務中國現實政治，將限制學科多元發展空間，並導致中西學術交流障礙；以及，歷史政治學將歷史工具化和抽象化，將使政治學的歷史轉向反而走向了去歷史化，甚而有扭曲歷史、剪裁歷史的風險 。

2021年隨著中國各地無差別攻擊的快速增長，各種獻忠梗、獻忠迷因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美聯社）

歷史鏡像中的變與常：尋找延續與變遷的社會機制

當代社會科學家常以「快照」視角看待政治生活，但有強而有力的理由要求從快照轉向動態影像，這意味著系統地將特定時刻（包括現在）置於長時段的事件和過​​程的時間序列中，這將可以大大豐富我們對複雜社會動態的理解。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田野中，無論是和計程車司機聊天，或歷史劇的彈幕和評論，總能聽到／看到這樣一句帶著嘆息的總結「千百年來有些東西始終不變，只是換了張皮而已!」這成了我這幾年的困惑，從帝制中國到社會主義中國，全然不同的制度為何有如此高的相似性？是以，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做為研究者，我們該如何理解中國社會與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究竟是映射了中國社會的變遷或不變?

借用Paul Pierson的比喻，當我們以快照視角看待中國社會和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此階段總體圖像確實不同於上一個十年，然而，若將時間軸拉長，可發現此類現象在歷史上重複再現。這些重複，不僅提供了更多快照，讓我們通過靜態對比了解相同現象背後的總體結構；更重要的是，從快照轉向動態影像，由社會變遷的長期過程中，辨別經常重現的因果機制及變遷動力。「探究這些機制可以引領我們提出新的問題，揭櫫新的相關結果—與現有研究方向既有關聯、又有區別的問題和結果」。例如：科舉的歷史隱喻，不僅提供我們「新的」視角重新思考中國的威權韌性——「高考／考公」做為凝聚所有階層「製造同意」的重要機制；通過前朝科舉社會興衰的動態分析，更可進一步理解此吸納機制的局限及變遷動力。

最後，中國社會與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在某種程度上向我們展示了連結歷史如何開啟中國研究的想像力；雖然受限於管控，無論是中國研究同行亦或是鄉民理論家，都難以進行批判性的深入分析。或許，這正是海外中國研究社群，尤其是相對熟悉中國歷史的台灣中國研究社群的利基——連結歷史，探究中國國家治理的深層邏輯及變遷動力，講述一個具有整體性、能動性且易於大眾理解的中國故事。

※作者為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駐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