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魯爾
• 印度前外交部長
• 聯合國前助理秘書長
• 現任印度國大黨籍議員
最近時時有人向我問起:「印度是怎麼回事?」
國際新聞媒體版面處處可見印度身影:政府鎮壓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印度教沙文主義(Hindu chauvinism)日趨深化、新法上路導致人民示威頻傳、女性遭襲事件層出不窮。
過去,印度是自由市場經濟成長第一的民主國家,世界各國無不是同聲稱道。如今,印度卻放任暴力、狹隘、非自由的獨裁主義大行其道。
各家媒體的報導所言不假,鏡頭下的印度確實不堪入目,然而,正是如此,印度更迫切需要支持者堅持相挺。
民主派挺身而出迎戰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政府,對抗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帶頭犯下的種種暴行。而民主人士的勇敢則是受青年自發的抗議活動所鼓舞,而非任何其他政黨的操作。
民主制度在印度的根基穩固深厚,要想徹底殲滅民主體制,勢必得先過國內獨立機關與政治意識公民這關。
從30年前起,印度的政治趨勢開始不斷演變直至白熱化,造就國家目前進退兩難的窘境。
我認為有八大因素決定了當前印度的情勢。
首先,伴隨民主制度茁壯帶來的社會影響,1947年,印度擺脫英國統治成為主權國家。許多觀察家認為,當時的民主制度僅是從西方移植而來的制度,極其脆弱,然而,隨時間演進,民主體制在印度開花結果,賦予長期受邊緣化的階級及族群翻身的機會。
1989年,多虧曼達爾委員會(Mandal Commission)提議劃分出低種姓,為「其他落後階級」(Other Backward Class, OBC)保留政府部門和大學等相關職位(政府針對達利特賤民、曾為無種姓者與原住民皆已實施類似辦法),過去屬於低下階級的人民才有機會成為潛在的政治勢力。
當時,都市英語菁英握有國家主導權,並以自由世俗主義(liberal secularism)作為統治印度的共識信念。隨後歷經三個世代的政治賦權不但終結菁英統治現象,更令處於劣勢的人民能夠出人頭地,其中包括教育水準不高的人、印度語母語者及出身小鎮的人民。
現在,權力的展現則來自各方人物。
第二,國內反彈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的聲浪日益高漲。
如土耳其與美國,印度對大都會世俗主義菁英(cosmopolitan secular elites)的不滿亦是與日俱增。普羅大眾既看不慣他們西化的生活方式,也厭惡他們自認為是全球公民的想法。
電影、電視節目呈現的種種社會及性觀念也讓印度社會保守主義者不寒而慄,女人身著牛仔褲而非印度傳統服飾出門工作,加上客服中心配合西方營業時間,她們配合輪班常常得大半夜才返家。
在傳統派眼裡,這些女性擺脫了地方社會的連結與限制,著實令人深惡痛絕。
第三,政治權貴小圈圈招致人民非議,「魯琴斯德里(Lutyens Delhi)」座落在首都中心,該地段的居民無不是至高無上的政商名流。然而,這些權貴人士在庶民眼中則是腐敗、自以為是、不事生產且抱殘守缺的一群人。
自千禧年起的10年間,人們日益抗拒這些權貴代表的一切,如自由主義、世俗主義、政壇內線交易與次優治理(sub-optimal governance)。
2011年,甘地主義者海札瑞(Anna Hazare)掌握國內遽增的不滿情緒,發起一連串示威行動,主張下架貪腐的統治階級。2014年,莫迪則乘勢拿下總理寶座。
第四,印度實行集權經濟自由化。
自1991年以降,印度為因應全球市場現況,開始採取集權經濟自由化,促使越來越富裕的商業界獲得更大權柄。由於企業人士本就迫不及待除去生意絆腳石,更想剷除尋租客( rent-seeker),自然有意願資助政壇改變生態。莫迪與印度人民黨也從中獲得不少利益,尤其是憑藉資本主義翻身又出手闊綽的暴發戶(nouveaux riches)。
第五,過去25年來,世界各地皆可觀察到宗教性(religiosity)日增月益的現象,印度教民族主義也不例外。
印度日益茁壯的伊斯蘭瓦哈比教派(Wahhabi)與薩拉菲教派(Salafi)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復甦的部份原因。國內越來越多沙烏地阿拉伯出資興建的清真寺,一座座光彩奪目的清真寺自然讓印度教教徒忿忿不平。
此外,印度回教徒對穆斯林社群(Muslim umma)的認同感不但逐漸增加,更重新定義他們身為伊斯蘭教徒的意義,凸顯出穆斯林與印度教教徒的差異。
同時,國內種種舉措也加速印度教教徒意識飛漲:電視劇集翻拍羅摩衍那(Ramayana)與摩訶波羅多(Mahabharata)兩大印度史詩廣獲好評;國會推翻最高法院判決,立法明訂穆斯林婦女在離婚後可獲得贍養費,引起對平息穆斯林(Muslim appeasement)的潛在擔憂;印度人民黨提議拆除16世紀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獲得多數人民支持,原因是許多印度教教徒深信該清真寺佔據其聖地羅摩誕生地(Ram Janmabhoomi)。
上述種種更是大加助長「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勢力,培養出一批又一批身穿卡其布短褲的印度教沙文主義突擊隊員,四處弘揚意識認知與組織影響力,如此更是滋長穆斯林對印度教的憤慨,自1980年代中葉起,印度人民黨便是跟在RSS屁股收割成果以逐漸壯大羽翼。
第六,巴基斯坦穆斯林有一段時間密集在印度煽動、資助及發動恐怖攻擊,遂導致印度教意識遂逐步興起。
巴基斯坦長期支援克省的好戰份子,等於是給了印度政府軍事入侵的絕佳藉口。1999年,巴基斯坦企圖掠奪卡吉爾(Kargil)高地,印巴雙方短兵相接後,巴基斯坦落敗退回控制線。
印度對鄰國巴基斯坦的敵意有增無減,加之雙方和談一再以失敗收場,印度教教徒更深信自己已是伊斯蘭教的眼中釘。
第七,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輕的大國,65%人口的年齡低於35歲,年輕的印度公民對於改革與發展迫不及待,不僅受不了老一輩政客,特別是1989年至2014年的聯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及其帶來的政治振盪,更期許印度成為果敢自信的國家,一舉征服世界。
莫迪趾高氣昂的自信正反映了年輕人的渴望。
最後,無所不在的社群媒體成為製造與散播歧見的大本營,過去人們不敢輕易說出口的偏見,現在透過社群平台,如推特、臉書和WhatsApp等,在大眾間大量流傳。歧視言論不僅成為家常便飯,更深具信服力。頓時之間,狹隘偏執變得莊重可敬,過去隱藏在文明外衣下的仇視穆斯林情節,現今則成了選舉的最佳利器。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東風的信使正是:莫迪。
莫迪是具備領袖魅力的演說家,有著無可挑剔的印度教教徒資歷;古吉拉特邦(Gujarat)首席部長的經歷更展現其強悍能幹的辦事能力,加上夏哈(Amit Shah)擔任競選軍師的包裝下,莫迪儼然成為不折不扣的政務能手,能一肩扛起振興經濟成長的大任。
印度早就準備好迎接莫迪捎來的訊息,才會2014年與2019年均選擇印度人民黨來當家作主。
現在的印度人民是自食惡果,以上八大因素則解釋他們如何一步錯而至步步錯。
(翻譯:盧思綸,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What Happened to Indi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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