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科
● 哈佛大學教授
● 美國經濟委員會前顧問
—代偉大的國際經濟學家正從舞臺上謝幕。理查庫珀(Richard Cooper) 逝於 12月23日,蒙代爾(Robert Mundell)逝於4月4日,而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則逝於4月11日。
所有人均在一系列課題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創造出了人們仍在使用的值得紀念的詞彙,雖然人們對上述詞彙的使用並不總是符合它們的原意。更具體地講,這三位經濟學家都在有關最佳貨幣制度的持續辯論中扮演了角色。這幾位經濟學家均不滿於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制,並且提出改革。各國央行是否應當向歐元區成員國那樣實行固定匯率,甚而完全放棄獨立貨幣政策?或者他們應當採取別的舉措?
威廉姆森是「其他措施陣營」的領袖。他主張採用比固定匯率制更靈活、比自由浮動匯率制更穩定的中間匯率制度。事實證明,他所發明的「爬行釘住匯率制」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拉美地區尤其盛行。在這樣的制度下,各國決定通過每月進行小幅貶值,以保持本國生產者價格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來應對通脹。
威廉姆森還支持另外一種中間匯率制,也就是目的地區域制,即各國將匯率保持在預先規定區間內的制度。他一再更新相關提案,目的是將目的地區域制運用於美元、歐元、日元和其他主要貨幣匯率上。
但最歡迎上述制度的卻是新興市場。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混合運用了威廉姆森的提案——在籃子、區間和爬行(BBC)匯率制的大框架下——迄今為止,仍在應用的包括波札那和新加坡。
威廉姆森最著名的成就是1989年創造了「華盛頓共識」這個詞彙,用來描述他認為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支持的10項經濟發展政策。
但他卻無法控制自己的發明。威廉姆森明確從其政策清單中排除了一個專案:那就是放寬金融管制,以允許資本自由流動。但後來使用「華盛頓共識」一詞的絕大多數人往往攻擊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這些人認為上述項目是包含在內的。
與威廉姆森不同,理查庫珀更喜歡固定匯率制度。1984年,他預測企業最終會發現浮動匯率的高波動性「難以忍受」,並且提出從美國、歐洲和日本開始,「為所有工業民主國家創造一種共同貨幣」。
庫珀強調,他的計畫僅僅是一種長期目標。但較之他提出方案的時候,放棄此種程度國家主權的政治意願現在甚至更加微不足道。
在學術界,庫珀開創了國際 宏觀經濟 相互依存及合作領域。他還將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曾在卡特總統政府中擔任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並曾在1978年波恩召開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在那裡,德國、日本和美國同意充當火車頭,同時發力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拉出停滯的泥沼。此時,庫珀為世界提供了「火車頭理論」一詞,意指各國之間開展協調的財政擴張。
蒙代爾同樣贊成固定匯率制。因為曾就固定匯率制相對於浮動匯率制的利弊做出過兩項貢獻,蒙代爾曾在1999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一是1962~63年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該模型在假設高度跨境金融一體化領域相對於所處時代是遙遙領先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如果一個國家的匯率保持浮動,那麼貨幣政策就會對收入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反之,如果匯率固定,那麼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就變得很小。
諾貝爾委員會還特別強調了蒙代爾1961年的文章「最優貨幣區理論」(OCAs),他在文章中指出,沒有理由認為國家政治邊境必然與獨立貨幣之間的界限相重合。
人們常將蒙代爾稱之為兩大重要理論的知識之父:即供給側經濟學和歐洲共同貨幣政策。上述兩項運動截然不同。但兩者都是與相對無條件相信恢復匯率穩定相關的。
就像保羅克魯曼所指出的那樣,區分蒙代爾1971年之前和之後的著作非常重要,那一年,布雷頓森林體系釘住匯率制崩潰,蒙代爾也離開芝加哥大學。他的後1971年理論相對粗獷,與其早期著作中的理論有很大不同。蒙代爾世界觀的根本性改變很有可能是由於一種新的信念,即無論實行何種貨幣政策,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都非常靈活,以至於能夠自動平衡市場。
因為蒙代爾後1971年的觀點,其他人誤解了他的最優貨幣區思想。許多美國經濟學家喜歡他評估共同貨幣利弊的框架,但卻認為,歐洲國家與最優貨幣區標準不符。他們發現絕大多數歐洲經濟體相比美國50個州普遍更需要貨幣自主權,因為歐洲國家的商業週期相關性相對較弱,而且他們的失業工人往往無法通過遷徙到有工作的地方來應對失業衝擊。
單一全球貨幣是蒙代爾的首選。在歐洲內部建立貨幣聯盟是其第二選項。在制定最優貨幣區標準之後,他覺得自己有權判斷擬議中的聯盟是否合格。但隨後發生的事件似乎證實了他人的警告,即哪怕是歐洲,更不要說整個世界,都大到很難符合條件了。
截止2021年,自由浮動匯率比蒙代爾、庫珀和威廉姆森所認為的更適合多數大國。但與此同時,一些規模較小的國家也在嚴格遵循固定匯率情況下表現良好。
全世界至少有一半國家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們的中間匯率制並沒有遵循威廉姆森籃子、區間和爬行匯率制所明確制定的規則。例如,許多規模較大的新興市場,包括韓國、印度和中國在內,都實行系統性管理的匯率浮動。
當我們哀悼這三位巨人逝去之際,有人會想起凱恩斯的那句著名的警告:「認定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理論影響的實幹人士往往完全受制於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說的也許有道理,但同樣真實的是,強勢理論的影響力可能完全超乎其創始人的預料。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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